最近，有记者实地探访杭州图书馆新馆，发现馆内有一尊半身铜雕：一位拾荒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阅读。这背后是一则多年前的故事，面对市民对杭州图书馆允许流浪汉入内读书的投诉，时任馆长褚树青回应：“我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如今，图书馆为“拾荒老人”立像，再次把“我们为什么需要图书馆”的话题摆上台面。
过去，知识资源相对稀缺，图书馆主要回应“如何让更多人有书可读”。今天，数字阅读、知识平台和人工智能（AI）使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利，图书馆似乎不再是通往知识的唯一入口。今天讨论“我们为什么需要图书馆”，实际上就是在追问：为什么仍然需要一种公共的阅读制度？如何保障不同人群平等接近文化资源？
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重塑了知识的生产、分发与获取方式。搜索引擎追求检索效率，算法推荐遵循偏好匹配，知识付费设置消费门槛，人工智能进一步改变资料整理、文本生成和知识获取形态。它们降低了知识获取的技术门槛，拓展了学习和阅读的边界；但当平台逻辑深度介入知识生活，知识容易被产品化，注意力容易被资源化，阅读也容易被压缩为点击、消费和效率。技术能够提升“内容抵达”的速度，却不能替代理解的形成、判断的生成和精神的安顿。
图书馆所遵循的，是不同于市场和算法的公共文化逻辑。它以知识公共性为基础，确认知识作为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应当被社会成员平等接近、共享和传承。由此而言，图书馆不是信息时代的遗存，而是现代文明中维护知识公共性、保障阅读平等性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提醒我们阅读不能被简化为消费，知识不能被完全商品化，人的精神成长也不能以购买力为前提。
文化自信的形成，不只取决于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的保存规模，也取决于这些文明成果能否平等抵达社会成员，能否转化为社会整体的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和价值认同。相关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14.7亿人次，同比增长9.3%；全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35.4万次，参加人次2.7亿。在数字化浪潮中，公共阅读空间并未被替代，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仍在增长。数字技术改变了知识抵达人的方式，却不能替代人进入知识、理解知识、交流知识所需要的公共场域。图书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传统借阅空间拓展为阅读服务、文化活动、知识交流和公共生活的综合空间。
对于青年一代而言，图书馆的意义尤其需要从精神成长的条件来理解。青年并不缺少信息入口，稀缺的是一个能够以读者身份面对知识、以求知者身份面对自我的公共场域。在这里，阅读不必立即转化为绩效，求知不必即时证明效益，人的精神成长得以获得相对安静、自由和完整的空间。
北京大学图书馆近年的学生阅读调查显示，在碎片化阅读、移动阅读和AI辅助阅读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偏好整块时间阅读的在校学生比例从2022年的37%上升至2024年的45%；在相关调查中，图书馆连续成为学生选择比例最高的校内理想阅读场所。这说明，青年阅读方式趋向于数字化，但对深度阅读空间的需求并未弱化，反而更加凸显。在图书馆中，青年与知识的相遇呈现出丰富形态：有人通过文学阅读丰盈内心世界，有人借助考古、历史、古籍和档案与更久远的文明相遇，有人从环境阅读走向乡村支教和气候科普，把书本中的问题转化为面向社会的行动。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青年，在图书馆中形成各自的阅读路径。这正是图书馆对于青年发展的深层意义，不仅提供资源，更提供一种不同于效率社会和竞争逻辑的成长场域，使青年在阅读中学习判断、理解社会，形成公共理性和责任意识，并由此走向更开阔的世界。
从城市文明的维度看，一座城市如何对待图书馆，折射的是它如何理解人的发展。商业综合体将人定义为消费者，算法平台将人定义为用户，图书馆则将人定义为一个有权利平等接近人类智识成果的读者。把图书馆建设成为城市精神地标，不只是文化工程，更是一种文明立场的制度表达，普通人的精神生活被认真对待。
因此，讨论“为什么需要图书馆”，实质上是在讨论为知识公共性和阅读平等性保留一套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守护图书馆，就是守护一种文明可能：让现代化不只有技术跃升和财富积累，还包括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参与文明进程，在阅读中认识世界、安顿自我、完善人格。
（作者系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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